董少谋 | 构建超越条文的健康仲裁生态

新修订的仲裁法标志着中国仲裁制度正式迈入数字化、高效化、包容性的新发展阶段。仲裁法的存在为仲裁活动划定了一个基本的框架和底线，它提供了“合法性”的来源；但仲裁的生命力、权威性和最终价值，则完全取决于框架之内那些鲜活、能动且时常充满不确定性的“人”与“机构”。

要理解为何不能过分依赖仲裁法，首先必须回归仲裁制度的本源。与诉讼作为国家司法主权的体现不同，仲裁的本质是“私人裁判”，其权力源于当事人的合意授权。这种本质特征决定了其与生俱来的局限性。首先，意思自治的核心地位。仲裁的根基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从选择仲裁、指定机构、选定仲裁员、确定程序规则到适用法律，每一个环节渗透着当事人的共同意志。仲裁法的作用，更多的是对这种意思自治进行确认、保障和必要的规制，防止其滥用而损害公平正义。例如，法律可以规定仲裁协议必须采用书面形式，但无法保证当事人在签署协议时是真正理解并信服仲裁价值的；法律可以赋予裁决强制执行力，但无法强制一方败诉当事人心悦诚服地主动履行。后者，恰恰依赖于当事人对仲裁程序的信任和对结果的认可，而这远非一纸条文所能赋予。其次程序正义的灵活性追求。诉讼程序强调严格的形式主义，以保障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和可预测性。而仲裁的优势之一在于其程序的灵活性、高效性和保密性。过于刚性、事无巨细的仲裁法，反而会扼杀仲裁的这一优势，使其“诉讼化”，失去存在的独特价值。仲裁庭有权决定仲裁中的程序事项，并以仲裁庭认为适当的方式审理案件。仲裁庭对仲裁程序具有最终决定权是当今国际仲裁的通行规则。在国内仲裁工作中，虽然现行仲裁法没有规定仲裁庭的程序决定权，但是出于保证仲裁程序顺利进行的目的，很多仲裁机构仍然通过其仲裁规则，对这一内容作出规定。因此，一部成熟的仲裁法通常只规定最低限度的程序保障（如平等陈述权、仲裁员回避等），而将大量的程序决定权留给仲裁庭和当事人。这意味着，仲裁过程的“正义感”并非来自法律条文的机械套用，而是来自仲裁员如何运用其智慧和经验，在灵活的程序中驾驭庭审、查明事实、平衡利益。这个过程，是艺术而非技术，是实践智慧而非条文演绎。最后，有限司法监督的悖论：为维护仲裁的终局性，各国仲裁法普遍对司法干预采取极度克制的态度，通常仅基于有限的程序瑕疵或公共政策理由方可撤销或不予执行裁决。这意味着，仲裁庭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享有几乎不受审查的自由裁量权。法律在此划出了一条“隔离带”，将最终的裁判权交给了仲裁庭本身。因此，当事人将争议命运托付的，并非背后那部无法轻易启动司法救济的仲裁法，而是眼前仲裁员的专业良知和机构的管理能力。法律的“退后”，恰恰凸显了“人”的因素的“前进”与决定性。

在具体的仲裁实践中，仲裁法的条文更像是一张静默的舞台背景，而聚光灯下的主角，正是论断中提到的三大支柱：仲裁机构的公信力、仲裁员的专业素养和当事人的诚信参与。

一是仲裁机构的公信力——制度的“守门人”与“品牌”。仲裁机构并非简单的案件管理员，它是仲裁制度的实体化象征和信誉承载者。仲裁机构有三大职责：首先是规则制定与程序管理：一流的机构能制定出既符合国际最佳实践又贴近商业现实的仲裁规则。这些规则细化了仲裁法的框架，是其血肉的填充。更重要的是，机构的专业管理团队能够确保程序高效、有序地进行，处理复杂的时限、费用、庭审安排等问题，为仲裁庭和当事人提供坚实支持。一个管理混乱的机构，即使其所在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仲裁法，也难以赢得用户的信任。其次是仲裁员的指定与监督：机构的核心职能之一便是在当事人无法共同指定时委任仲裁员。机构的信誉直接体现在其委任的仲裁员的质量上。一个享有盛誉的机构会建立严谨的仲裁员遴选、培训和行为考核机制，确保其名册上的仲裁员是真正值得信赖的专家。反之，一个在委任上徇私或标准宽松的机构，会迅速侵蚀整个程序的公正根基。最是质量把关与声誉积累：许多知名机构会对仲裁裁决进行核阅，虽不干涉实体决定，但会提示形式错误或可能的程序漏洞，这层“质量检查”极大地提升了裁决的严谨性和可执行性。机构的公信力是在无数个成功解决争议的案例中一点点积累起来的“品牌资产”，这个品牌意味着可预测性、可靠性和国际认可度。用户选择某个机构，本质上是选择信任其背后的整个质量保障体系，这份信任远超对一部陌生国家仲裁法的考量。

二是仲裁员的专业素养——公正的“化身”与“灵魂”。仲裁员是仲裁程序的国王，其素养直接决定仲裁的成败。一是专业能力：仲裁纠纷，尤其是国际商事仲裁，往往涉及复杂的专业技术问题和跨境法律冲突。当事人选择仲裁，就是为了寻找比一般法官更具专业知识的裁判者。一个优秀的仲裁员必须是法律专家、行业专家和管理专家的结合体，能够迅速理解争议核心，把握技术关键。二是公正的良知：这是仲裁员的生命线。法律可以规定回避制度，但无法规制那些微妙的、隐形的偏见。仲裁员的公正是一种内在的职业操守和道德自律。它体现在倾听各方陈述时的耐心与中立，体现在对待律师和证据的公平态度，更体现在抵御各种外部压力和干扰的定力。当事人对裁决的接受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仲裁员是否公正的内心确信。三是程序把控能力与人文素养：优秀的仲裁员还是一位高超的“程序管理者”和“心理学家”。他需要善于控制庭审节奏，引导当事人有效陈述，甚至在适当时机促成和解。他需要理解不同文化背景当事人的行为方式，具备高超的沟通技巧，营造一种既严肃又富有人文关怀的庭审氛围。这些“软技能”是任何法律都无法规定的，却对提升仲裁体验和结果至关重要。

三是当事人的诚信参与——程序的“合作者”而非“破坏者”。仲裁是典型的“合作型”争议解决方式，其高效性建立在当事人诚信的基础上。首先健立程序合作的意识：仲裁程序依赖于当事人的主动配合，如按时提交文件、配合证据开示、遵守庭审安排等。一方当事人若采取拖延、隐瞒证据、滥用程序权利等策略，即便有仲裁法的制裁条款和仲裁员的努力，程序的效率和成本也会急剧恶化。法律的惩罚往往是事后且有限的，无法完全弥补程序被滥用带来的损害。其次健立实体诚信：当事人是否如实陈述事实、提供真实证据，是仲裁庭发现客观事实的基础。仲裁庭没有国家公权力那样的调查手段，其查明事实高度依赖当事人提交的材料和陈述。如果一方甚至双方都缺乏诚信，刻意制造谎言和迷雾，再高明的仲裁员也难保裁决绝对符合客观真实。此时，仲裁法的真实性原则便形同虚设。最后，对结果的尊重：仲裁的终局性要求当事人有愿赌服输、尊重裁决的契约精神。如果败诉方缺乏诚信，即便裁决毫无瑕疵，其也会穷尽一切法律手段拖延执行，甚至转移资产，迫使胜诉方启动漫长的跨国承认与执行程序。此时，仲裁法关于裁决终局性和可执行性的规定，在实践中将面临严峻挑战。

认识到仲裁法的局限性，并非让我们陷入悲观，而是为了更务实地推动仲裁事业的发展。我们的目标不应仅仅是修订一部完美的法律，更应致力于培育一个使法律能够有效运行的生态系统。其一，推动仲裁机构的专业化与国际化建设：鼓励机构完善内部治理结构，提升管理服务的标准化和透明度；加强国际交流，吸收先进经验；严格仲裁员的准入、培训和纪律惩戒，打造值得信赖的仲裁员名册。其二，强化仲裁员职业伦理共同体建设：通过行业协会、持续教育和同行评议，不断强调和巩固仲裁员的职业道德准则。西安仲裁委员会提出的.“谦和、止讼、诚信、立裁”应成为每一位仲裁员深入骨髓的职业信仰，形成一种强大的行业自律文化。其三，倡导商事主体的仲裁文化与诚信精神：在商界普及仲裁知识，让当事人理解仲裁的优势与风险，明确其权利义务。弘扬商业诚信文化，使诚信参与仲裁成为企业社会声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四，发挥仲裁法的“赋能”与“保障”作用：一部好的仲裁法，其最高境界不是“管束”，而是“赋能”和“保障”。它应为仲裁程序的灵活性提供最大空间（支持当事人意思自治），为仲裁庭的权威提供充分保障，同时为司法的适度监督划定清晰且狭窄的边界。它应是一部“支持仲裁型的法律），而非“ 控制仲裁型的法律。

总而言之，仲裁的真正力量不在于刻印在法典上的完美条文，而在于那些运作机构、裁断案件、参与程序的人——他们的专业、他们的公信、他们的诚信。仲裁法只是搭建了骨骼，而血、肉与灵魂需由整个仲裁生态来赋予。将过高的期盼寄托于法律条文本身，是一种法律形式主义的迷思。唯有清醒地认识到法律的边界，并将我们的努力聚焦于提升机构的公信力、淬炼仲裁员的素养、培育当事人的诚信，才能真正激活仲裁制度的生命力，让其成为一件真正高效、公正、值得信赖的争议解决利器，最终超越法律的文本，实现其作为“商人法官”的原始理想。